2022年12月16日，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戴永红教授应邀参加“Value Plus：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国际经贸合作”研讨会，分享对深圳高质量服务业贸易发展的看法，以下是文字整理内容：
“两个大局”下深圳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01. 把握大局，顺势而为
发展服务业贸易要牢牢把握“两个大局”。党的二十大报告视野宏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经数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历史使命。我们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时期，当前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应立足世界发展大势，着眼高质量发展。
发展服务业贸易离不开“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是我们的头脑，确立根本、指明方向；理论自信是我们的躯干，武装头脑、引领实践；制度自信是我们的四肢，提供依托、落实保障；文化自信是我们的灵魂，支撑精神、凝聚力量。“四个自信”是我们从中国治理走向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我国对外经贸合作需特别关注的顶层设计。
发展服务业贸易应该讲好中国故事。民族落后就要挨打，经济落后就要挨饿，传播落后就要挨骂。历经民族独立、经济发展的重重考验，我们正走向国际传播之路。文化是我们的灵魂，中华文化要想走向海外、收获更多认可，离不开服务业的参与。
02. 统筹发展与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发展与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的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也将成为全球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应转变过去“把一切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的思路，统筹发展与安全。
当前，发展体现在国家级城市群发展。依托整体经济发展战略、外交战略、国防战略，我国城市群发展得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京津冀城市群聚焦政治功能、文化功能；长三角城市群汇集经济功能、金融功能；成渝城市群着力建设未来产业集群的腹地；珠三角城市群则借力“一国两制”，统筹三种货币与三个关税区，深化粤港澳合作。这些城市群不仅起到助推区域经济的作用，也承担着国际枢纽的功能。
2022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查的计划报告特别提到“东数西算”工程，其重要性足以媲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工程。深圳是全球超大型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未来也要建成为全球标杆城市。因此，我认为深圳在城市群建设中不应止步于自我发展，也要引领其他城市共同发展。
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实，“双循环”构想可以追溯到 “一带一路”倡议的首次提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东南亚之际，分别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再回顾之前提到的城市群发展，成渝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本身就是内地与沿海的内外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曾特别强调“长江黄金水道”内陆战略产业性腹地建设，它与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对接，形成内外循环。因此，自2013年起，我国就开启了内外双循环。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中国制造2025”可以概括为“3+5+10”。“3”指“三步走”，分别在2025年、2035年与建国一百年实现一个目标，最终促成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5”指五大重点工程，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设备创新等。“10”指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设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中国制造2025”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中国梦”。不可否认，追梦道路上我们面临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博弈，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
党和国家领导人已为我们绘制应该如何发展的伟大蓝图，我们也应思考如何保障安全。我认为正确认识并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对于保障安全至关重要。
海外利益的内涵早已超越主权范围。传统边疆是有形的，例如在南海划定的领海基线，但一个国家在海外有大量项目投资与人员，他们构成了该国的海外利益边疆。所以，现在的边疆从有形转为无形，利益边疆也从陆地拓展到天空，网络安全利益与海外利益也从有形转为无形。
海外利益扩大了学科属性，它是一个交叉学科。中国的海外利益不局限于经济利益，还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利益。从纵向看，这些利益涵盖了全人类福祉，世界各国和平与发展，国家主权完整以及城市、企业组织、公民、侨民的权益保障。从横向看，这些利益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政策利益包括国家生存、国家稳定、国家发展等。现在一些境外势力正试图丑化我国形象，阻碍我国发展，期待把我国扼杀在成长阶段，不让我国国家整体发展与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我认为，西方对华政策的缩紧恰恰也从侧面印证了国际格局正处于“西降东升”的大趋势。
经济利益涵盖面更广。在座有不少企业家与外国驻华商会代表。我想特别强调，我国正面临战略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脱钩断链的巨大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不少反倾销贸易摩擦风险挑战，例如华为遭遇了与美国上游产业脱钩断链的威胁，再例如近期我国在缅甸、非洲的稀土金属供应端受到冲击。
公民海外安全也是海外利益的重要部分。今年来也发生了一些耳熟能详的海外领保事件，例如华为CFO孟晚舟被非法拘押事件、中国船只被海盗劫掠事件、在缅中资企业被打砸抢事件。我认为，不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存在海外利益， GDP世界排名第二的中国也应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海外利益也包括文化利益，例如提升孔子学院的影响力。提升国家影响力与国家形象是每一个国家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必不可少的条件。西方有此类诉求，中国也存在此类诉求。美国在全球设立各种国际组织、商会等机构，同样，中国的孔子学院也不应被视为一种文化渗透。
环境利益也不容忽视。除了自然灾害导致的人员财产损失，人为环境污染也应引起足够关注，例如日本倾倒福岛核废料事件。
03. 加快海洋城市建设
深圳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也是我国GPD排行第三的城市。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不能忽视“环孟加拉湾”的重要作用。太平洋与印度洋就汇聚在世界上最大的海湾——孟加拉湾。我把它称为“环孟加拉湾”，美国把它称为“印太战略的交集地”。 “两国联三亚”、“一湾望两峡”、“一环结两洋”，这三句话足以概括“环孟加拉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所谓“两国”，是指亚洲最具潜力的两个大国——中国与印度。
经济学原理强调稀缺性，稀缺性越大价值就越大，环孟加拉湾就具备稀缺性。冷战结束后，美国发动的几场战争都围绕西印度洋，从“世界岛”的中心地带往东部延伸，海湾战争、阿富汗战阵、伊拉克战争都发生在西印度洋，即“30年西印”。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随之产生“30年东印”的概念。美国当前把中国视作最大威胁，下一步会视印度为最大威胁，因为印度最终会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是一种平衡关系，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等印度发展为第三大甚至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也会被视为最大威胁。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的海上贸易生命线、能源生命线都离不开印度洋，生命线一旦遭遇危险将迫使中国面临两线受困的局面。因此，美日印澳“四国机制”（the Quad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都意在遏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发展。
这一背景下，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事实上处于风雨同舟的境地。站在学者的角度，我认为中国突围先锋应是以海洋城市建设为目标的深圳与海南自由岛，特别是深圳，优势独特。我曾提出以构建“三湾走廊”来破解 “印太战略”风险。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时也提出要加大孟加拉湾研究。当然，我们的城市外交也要跟上。
在此，我想厘清“沿海城市”与“海洋城市”的概念。沿海城市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内陆经济，其重要手段是土地开发带来的增值。而海洋城市的经济增长重心是通过海洋开发和港口海岸带汇聚海—陆双向空间与资源，实现海—陆互为腹地的同构与互动发展。海洋城市的定位不局限于经济，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海洋城市与陆权的防守反击不同，海权要求主动出击。
海洋城市重视“开放”，这种“开放”与内陆的“开放”不同，内陆是以发展为目的的开放，海洋城市则是以开放为目的而发展，二者的逻辑主次不同。内陆城市寻求稳定发展，海洋城市需要具备探索与冒险精神，所以它对前沿科技的探索就依托于海洋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对标世界三大湾区，它承担的历史使命包括“一国两制”、三种货币，三种关税区。
04. 后疫情时代深企出海如何转危为机
如何让深企出海转危为机，我认为有三大法宝：科技为器、集体出海、讲好故事。
出海不是单打独斗，一定要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各家要有各家的看家本领。深圳是科技之都、创新之都、金融之城。这把“器”正是“科技”，以科技赋能“海上丝绸之路”，助力深圳企业结构性调整是当下之所需。科技赋能，简而言之，是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多方联动，建立一条“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成果转化+人才供给”的全过程循环生产链。例如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城、汉班托塔港正是深圳企业以科技赋能“海上丝绸之路”的例子。
集体出海、抱团取暖、各显神通。民企、国企、央企，人有所工，固有所拙。多元主体赋能的集体出海模式，要强调混合所有制，非必要不限制民营企业走出去，以一带多，以官带民。以华为、大疆、腾讯、迈瑞、比亚迪等为代表的深圳本土民营企业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要素深度融合，全球产业链效能分工、全球市场整体扩容和全球行业标准制定。
讲好故事指国际传播，我们希望“一带一路”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我认为深圳市外办和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在国际传播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从赋能深企走出去，到城市外交、民间外交，许多做法都是走在全国城市前列的。
构建“上下互通、全域沟通”的企业出海新路径才是唯一出路。“舆论先导、企业自主，政府护航”的循环生态理念为构建“上下互通、全域沟通”的中资企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全新思路，这也成为企业实现“走出去、落下来”良性循环的开端。企业也要发挥自主性，积极参与品牌建设，例如华为、比亚迪积极传递在地化。国家-城市-企业“三位一体”，甚至把个人包括在内就是“四位一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05. 案例研究
我将从宏观、中观、微观三大角度向大家汇报我对深圳高质量拓展服务贸易的案例研究，仅供探讨，不作定论，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服务业贸易现在面临 “既有边界”限制的问题，国际局势限制产业脱钩断链，新冠疫情状况影响国内国际市场，经济压力导致人们重塑对深圳的认知。深圳的高房价令不少人对这座城市望而却步，但服务业贸易的活跃却离不开人流。
深圳服务贸易的载体是知识密集型服务。深圳是科技之都，它的科技禀赋、自我赋能、他者赋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何通过知识密集型服务突破上述三大局限呢？第一个突破是明确服务业的科技赋能，第二个突破是小世界网络的多核无界交流。小世界网络理论是一种社会组织的一种结构，比如说现在核心的关键因素就是深圳的服务业缺乏活力。这是由于大企业竞争力强，大企业数量多会形成一元聚合，例如华为、腾讯、大疆等巨无霸企业。这时需要从“一元聚合”到“多元驱动”，多点同时发挥作用打造深圳服务业领域的命运共同体与共同富裕。我们需要测算并设计深圳服务业体系的“多核无界交流”。
具体建议如下：一是要降低聚合的系数，由一元聚合向多核驱动转型，提高服务业的交易频率与活力。二是要构建体系，建立科技-服务企业联盟，由线上结合向线下体验突破，主导并鼓励科技企业与各个领域的服务企业深度融合，从硬件到软件为各领域服务设计，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前沿性与突破性的科技服务体验示范店。深圳做了很多实践，但真正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并不多。三是要找标准，设立更多的产业标准、国际标准等技术标准。要创立服务业科技标准，创办全球科技服务体验之都，依托标准与“示范店”实现深圳服务业体系的突破升级。目前这一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例如世界创新城市联盟、红树林国际基金会落户深圳。
从微观角度出发，突破深圳服务业贸易瓶颈离不开一句俗话，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流行“学好ABC，走遍天下都不怕”。如今，单一外语远不能满足需求，我们还需要多元学科、交叉学科。服务业发展同理，需要“数理化”三管齐下。“数理化”指活水之数学，规模之物理，黏度之化学。
活水之数学。人才就是最大的活水、活力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清代诗人龚自珍也感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深圳须增强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无论其学历、资产以及经验背景。这不仅是人口规模与服务业消费的问题，也是产生创业英雄的概率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早来深创业的一批人就属于草根。因此，吸引人才应不拘一格，不局限于高端人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培养的速度跟不上发展速度，因此我们要强化人才的本土培养。活水之源就是人才，新市场、新项目、新机遇、新思路、新模式都要依靠人。垄断会降低数量、僵化竞争，虽可能于一时有资本优势，但最终因“活水枯竭”而陷入内耗，深圳可能也面临人才瓶颈的问题。草根要对草根友好，深圳应当为学历资产并不出众的人才提供立身深圳的机会，为服务业提供人力资源、群体消费。
“物理”问题关乎规模。如何“平地起惊雷”？我们就是要通过解决增量规模与存量密度问题来为服务业的“平地”起一场惊雷。 增量就是要扩大开放，做强深圳的外部吸引力，吸引大量外部的草根人才和精英人才。存量就是要制造风口，政府可以引导性地制造风口，吸引内部服务业的竞争与投入聚焦，自然就会出现新的突破，优胜劣汰。
“化学”关乎黏度。目前尚无对服务业的精准定义。《现代汉语大辞典》将其解释为“为人服务的，使人生活上得到方便的行业，如饮食业务、旅游业、理发业、修理生活日用品的行业等等都是服务业”。服务业不仅仅是提供物质上的便利，同时也提供精神上的满足。深圳的服务业包括竞技体育、数字产业以及军用无人机训练，它们能够起到化学反应。马克思认为任何东西都有积极与消极的一面，服务业的突破不仅要满足生活上的便利还要满足精神上的需求，甚至在后现代社会要满足精神服务业发展要求。现在人们不愁吃穿，更追求精神满足。游戏就是精神服务的典型，创造精神价值。
我认为深圳应学好“数理化”，拓展服务贸易三点抓。只有跑来的生意，没有等来的订单。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走出去，跑出去，跑到全球去。
（转载自“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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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Plus 中国（深圳）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力建设与交流合作平台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共同发起，项目以深圳市为创新示范基地，试点探索应对社会组织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通过政策指引、能力建设、资源对接等方式，提升社会力量以更专业和创新的方式参与国际议题和治理的能力，融入国际合作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并有效提升深圳国际化水平。同时，通过营造适宜的国际发展合作创新生态，打造深圳与国际社会的对话平台，助力中国社会力量参与国际治理议题、推动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打造引领社会力量融入国际发展的创新和示范项目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