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国际传播工作已经从简单“走出去”进入到深度“走进去”的新阶段。如何针对不同区域、国家、群体乃至个体开展精准传播，满足国际社会有关中国故事的多样化信息需求，提供解决各类国际问题的中国思考和中国方案，进而打造多元主体多边沟通的新机制，探求塑造国际共识的新路径，成为国际传播工作走深走实的新要求。在这个背景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充分借助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宝库，探求一域一策、一国一策乃至一群一策的理论与实践新范式；与此同时，区域国别学也应当充分参考国际传播领域对跨国媒介与全球舆论的研究成果，将日益加速的媒介化进程纳入研究议程。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的“双向奔赴”应当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学科支撑。
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国际传播学者如何借助乃至进入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者如何看待媒介与传播问题？两个领域的学者如何进行交叉合作，推动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走深走实？针对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就这一“双向奔赴”的潜能和面临的挑战进行讨论，也为构建新时代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个学科交叉视角。
姬德强：两个领域的学科属性虽然不同，建制化程度亦存在差异，但无论从学理溯源、知识谱系还是研究议题来看，都具备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和高度的交叉性。在国际精准传播研究成为战略需要的当下，重新审视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之间的关系，跳出“你是你、我是我”的研究视角，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融合的逻辑体系内，深化二者的基础理论互动，构建更为完备自洽的研究范式，既有助于区域国别学延伸媒介化的思维逻辑，也能让国际传播研究敏锐感知不同区域国别的传播与媒介生态，在尊重和观察地区差异的前提下谋求“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国际传播新理念和新格局。
在政策议程和实践进程的联合驱动下，国际传播研究成为最具前沿性的应用型交叉领域，但是，从其学术史来说，漫长的冷战背景和后冷战转型使得国际传播已经具备了跨学科知识创新的潜能；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国际传播又成为立场自醒、学术自觉、实践自立的重要阵地，满载着从理论到实践的想象力。如何从“走出去”的线性思维转向“走进去”的非线性思维，从形象构建的自我中心主义到关系构建的间性逻辑，从单纯服务国家利益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利益，区域国别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支撑。需要注意的是，区域国别学作为另一个交叉和综合研究领域，并不是整体上和国际传播研究产生关联，而是在与媒介、传播、舆论、文化等最为相关的方面更有互鉴潜能。换句话说，那些直接影响舆论生态、意义解码、意识形态交锋的知识维度，与国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更具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之交叉，需要立足具体的问题意识找寻最紧密的相关性，否则容易陷入盲目的甚至是工具性的相互利用，更不利于各自的成长和发展。
陈须隆：二者都可归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都具有突出的涉外性，都涵盖国际关系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需要多学科交叉才能结出学术硕果。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门学科既有实然的内在联系，又可应然地对其相互关系进行积极建构，努力增强这两门学科的相互联系和交叉性，从而使二者相互加持，相得益彰，促进两门学科的各自发展和共同进步。
郭金月：相对于国内，国际传播学和区域国别学都是涉及国外的学问。从学理上看，区域国别学把世界切成“块”。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世界按不同标准还可以划分为数量不等的地区，这些就是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国际传播学则把世界分成“条”。除了国际传播，还有国际贸易、国际教育和国际史等等，跨国信息传递问题是国际传播学的关注点在当今各国各地区彼此联系空前紧密、信息跨国高速流动的时代，国别研究与国际研究的边界日益模糊。要平衡好地方特定性与全球一致性，更全面地认识和更有效地改造外在世界，学科间必须交叉融通、“条块结合”。具体到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落脚点都是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好的区域国别研究能够为有效的国际传播打下知识基础，好的国际传播研究则有助于促进和深化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了解，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张琪：我的专业背景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从业领域是在国际新闻媒体，因此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我认为，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都是为应用而生的学科，两者的相关性首先在于目的的一致，其次在于重心的不同。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主体都是“我”（或者说中国），研究对象都涉及“他者”（或者说是他国），一致的目的是为了在主体与他者之间建立更好的或者说于我有利的连接。目的一致，但由于大环境出现变化、主体需求出现变化，学界关切的前沿话题出现了从国际传播学向区域国别学的倾移。两者重心的不同，一是体现在研究视角上，前者以我为主，后者以他为主；二是体现在研究对象上，前者以信息传播为主，后者以社会形态为主。仅从研究对象来看，在当前信息时代，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交叉性也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越是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与社会生活水乳交融的区域或国家，两者的重叠程度越深。相反，在信息科技不发达的区域或国家，两者的区别也较为明显。我在跨国问卷调查工作中会非常注意一个国家的网络渗透率这个指标，如果低于67%，在采用在线方式或分析在线样本数据时就会保持谨慎。另外，一些面向他国异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与上述两个学科也有相关性和交叉性，但学科目的和研究旨趣有所不同。人类学研究重在尽最大可能理解他者，且不吝采用成为“他者”这种成本颇高的长期田野研究的方式。人类学研究的方法本身和已有成果都会对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有重要帮助。
陈须隆：这需要从国际传播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谈起。其一，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借助知识和信息的国际传播来了解事实和真相，并以此为必要手段之一构筑相关知识体系；其二，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产生国际影响力并增大国际效用离不开国际传播；其三，积极与消极的国际传播会对区域国别研究产生正面和负面效应，从而影响其研究进程与结果。由此，可以认为，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所面临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是，主动与国际传播进行有效结合与积极融合，既要善于利用传统大众媒体，又要跟上传播发展的时代前进步伐，善于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新兴媒体开展研究，并加强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放大其积极效用。
郭金月：从传播学意义上讲，区域国别研究至少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是获取信息。该研究的目标是全面深入了解对象国总体情况，前提是掌握研究对象各方面信息。由于研究对象在国外，基本信息源也在国外，获取、甄别和利用这些跨越国界传递的研究素材，是能否做好区域国别研究的关键。这不仅牵扯到语言译制问题，也涉及到跨文化传播及传播技术等问题；其次是对外表达。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一般来说都需要同研究对象进行交流和互动，这也是国际传播的过程。例如，研究者到研究对象当地进行考察，其言谈举止都传达着某种态度，此时研究者也是传播者。有研究者的著述甚至影响了对象国的自我认知。例如，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阿列克西 · 德 ·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 ·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分别曾在美国和日本引起广泛关注。在当今信息爆炸、新兴媒体方兴未艾的时代，区域国别研究如何更全面地获取研究对象信息、更有效地对研究对象进行表达，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姬德强：媒介或媒体研究一直是大众传播学的专长，也是以大众传播为核心场域的国际传播研究的关键，所解决的是传播的触达以及对传播对象的多方面影响。当然，随着多元视角的加入，国际传播研究也开始处理人际、组织、群体乃至人机交往的问题，技术、文化、权力等视角不断丰富，传播、传通、协商、冲突等共同构成了国际传播的复杂目的。
从传播研究的视角反观，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处理两方面问题：一是特定区域和国家内的舆论环境和媒介体制，并将之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形势、地缘关系等进行关联分析，媒体虽然不是最为核心的要素，但确是重要的表征性或称话语性力量；二是不断加速的数字化进程，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应用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特定区域和国家的系统性影响，比如社交媒体大规模使用所引发的社会运动。换句话说，区域国别研究自身也需要一种媒介化和数字化转型，充分认识到媒介或媒体已经不是一个独立且封闭的行业领域，而是社会的一个基础性乃至重构性力量。
当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不断警醒的是，国际传播和区域研究都是冷战社会科学的代表。其中，区域研究的早期形式可以追溯至源自欧洲的东方学，是西方构建东方的知识生产行为。由于东方学在二战之后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已经不能满足美国寻求全球文化霸权的需要，区域研究应运而生。可以说，二战之后以美国为核心的区域研究是一种带有冷战色彩的“大国之学”。同理，不管是早期的发展传播范式还是后期的全球化范式，国际传播在美国主导的冷战社会科学中也扮演了资本主义大国的知识工的角色。站在中国的历史方位上反观这一学术史，国际传播需要超越简单博弈的关系，区域国别也要超越大国利器的角色，两者交叉的目的是更好推动相互解，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达成更多共识，而不是寻求不合理的反馈与控制效果。
张琪：文化人类学对区域国别研究会有很多基础贡献，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菊与刀》。国际政治研究会使区域国别研究更具有应用价值，对于外事有关部门来说它们不可或缺。传播学关切将在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份量，这样下定论的信心来源于信息时代变革终将席卷全球。我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对象国信息传播特点的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对象国媒介受众研究，两者一定程度上互为表里。
如果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进行比较，必定是需要对新兴媒体更加重视。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所有国家都带来了社会整体层面的不断变化。某个国家或区域的舆论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哪些新兴媒体力量主导的？新兴媒体领域传播的议题是否以及怎样影响了国家政治及社会行为？媒体传播的变迁如何影响着社会文化、大众心理的变迁？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区域国别研究来说既有视角和内容的丰富，也有现实指导意义。
张琪：
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使国际传播研究更具象、
更实在、更有生命力。具象是指国际传播研究中“国
际”概念有了确定的外延，例如能更明确地区分性地
研究是对哪些国家或区域的国际传播，对这些国家和
对那些国家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又会有怎样的异同。实
在是指国际传播研究的目标感和成就感都会更显著，
产出的研究成果也将能更有效地运用于国际传播实践
工作中。生命力是指国际传播研究在特定区域和国别
的扎根与成长，是健康且可持续的。我们从相同学科
目的的角度出发打个比方，区域国别研究相当于分析
各色土壤的成分与环境，国际传播研究相当于分析各
色土壤与不同作物的适配性，二者相一致的目的都是
为了能够良好生长结出硕果。
对于国际传播研究如何进入特定区域和国别，我
建议要密切联动语言和符号有关的学科同时进入，首
先对异文化的传播内容做到更准确和深入地解码、认
知和运用，从而能更有效地发掘特定区域和国别中的
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源。与
涉及区域和国别的其他学科相比，传播学的特殊性很重
要是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独树一帜，即媒介与信息。信息
时代。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区域，媒介与信息在量
上都是非常丰富的或者正在丰富中。“矿山”不同、“矿
藏”各异，传播学还需要大量的开采挖掘工作。而在这
些工作中，信息技术工具的应用，或许也能够成就国际
传播研究的独特性。如果有，这也将会对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作出重要且独特的贡献。
姬德强：
针对特定区域国别进行精准研究是国际传
播工作迈入新阶段的标志，代表了从应激式被动研究
向有目的的主动研究的转型，也代表了从以形象建设
为核心的“走出去”到关系建设为目标的“走进去”
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开始有
了更多的自觉意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充分意识
到国际社会是复杂多元甚至多变的，而不是铁板一块
的，更不是简单西方化的，即便西方也是需要被解构
的；第二，充分意识到需要深耕一个地区或国家才能真
正推动有效的国际传播，不管是控制论意义上的传播
效果还是文化论意义上的传播价值；第三，充分意识到
国际传播研究的区域国别转向需要与中国的海外利益
和海外关系相关联，也就是在中短期内并不需要全面
铺开研究所有国家，而是按照急迫顺序和重要程度，
分步骤开展和深入。进入国际传播和区域国别的交叉
领域，目前有两个可以考虑的方向：首先是传统的传媒
规范理论，仍然需要依托经验研究进行拓展，也就是
图绘各个国家和相似地区的媒介体制及其在数字化等
进程中的变化，深度去西方化和彻底去殖民化是重塑
传媒规范理论合法性和解释力的基石；其次是作为基础
理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涉及语言、族裔、身份等构
成要素，核心是对作为平等交流方的他者的深度描绘
和内部阐释。
郭金月：
在理论层面，国际传播学需要发现更多
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提炼出相对来说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规律。不过，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近
现代国际传播学总结的所谓一般规律，主要是基于
方世界的经验。对于致力于发现普遍性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学需要将更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非拉国家
纳入考察视野。在实践层面，由于各国或地区在文
化传统、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社情民意
等方面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地之间的信息传递存在独
特性。要准确地解码有关国家或区域对己方传递的信
息，有针对性做好面向对象国家或区域的信息传递，
都需要对有关国家或区域有全面了解和深刻理解。基
辛格在其回忆录中曾指出，在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
大使馆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传递消息，而是进行“政
治翻译”。国际传播在观照国际的同时，也不能缺少地
域视角。在国际传播的框架之下，还可以细分为国家
或地区对外传播、向国家或地区进行传播和国家与地
区传播特点等更加具体的研究领域。
陈须隆：
国际传播要实现分众化、精准化，就离
不开对传播对象和目的地的深入了解，这就必然要求
特定区域和国别研究要“深下去”，这也正是区域国
别研究对国际传播的重要意义和巨大价值所在。惟有
深入细致系统地开展特定区域和国别研究，才能真正
实现国际传播的精准化，做到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切实推进一域一策、一国一策、一群一策等，使传播
内容、传播方式更加有效，并能作出更加科学的传播
效果评估。进入这一交叉领域，可从最具传播学意义
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典型对象和重大问题开始，如某个
小岛国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问题、上海合作组织地区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等。在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的
交叉空间，如要凸显传播研究的特殊性，就要研究传
播的主体与客体、传播的内容建设与话语建构、传播
方式的传承与革新，要直面传播鸿沟、后真相与认知
作战等重大现实问题，就要讲好特定区域与国别的故
事，在叙事的多元性、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同性之间
取得平衡，发挥国际传播的理念引领与价值塑造等功能。
讨论人：
陈须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
郭金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 琪 环球时报研究院执行院长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文章来源：
《对外传播》2024.02
